高校教师成为中国高收入者！这一来自国家税务总局的消息像巨石投河，在社会上激起了巨大的“浪花”。
什么样的收入算是“高收入”？“现在很难对高收入者制定一个明确标准。事实上，想摸清高收入者的准确收入并课税，比人们想象的要难得多。”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税收室主任孙钢说。但如果一定要从技术上划定，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才能称之为高收入者。
“如果按照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高校教师不可能成为高收入者。”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夏侯君说，“要知道，高校教师当中，青年教师是占大多数的。”
但有另一种观点直指夏侯君的观点：“现在高校老师能够看得见的收入，其实只是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要不然，就凭借他们账面上的收入，可以买那么好的房子，养那么好的车子？”
事实上，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用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的话来说：“高收入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不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高校教师这个整体是应该成为高收入群体的，这对一个成熟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策划/窦丰昌文/记者苗晨波、刘志华
澄清：真正高收入的教师不到5%
广州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告诉记者：“高校教师当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
刘焕彬表示，他不知道国家税务总局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但是，如果依据他以前了解到的标准（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来看的话，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当中，真正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占全校在职教师的比例可以肯定还不到2%。即使是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的人算在内，他估计最高的比例也不到5%。而华南理工大学的教师工资水平以及对外活动能力在国内高校当中，还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刘焕彬对于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个人的做法表示异议：首先，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广州高校教师的收入平均水平，应该是与公务员一样或者稍微高一点；其次，教师的收入比公务员高一点，对于高校吸引人才是非常有利的。而如果这一点都不能保证的话，对于保证高校教师队伍，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是不利的。
而广州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党委书记陈万鹏则表示：“将高校中高收入教师纳入监管也是应该的。”
他表示不能接受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个人。就拿广州大学来说，全校在职教师大约2400名，真正属于高收入者的，应该在100人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比例还不到5%。广州大学教师目前的月工资平均在4000元左右，如果将这部分教师也界定为高收入个人，他认为是说不过去的。但他赞同国家税务部门将少数高收入教师纳入监管。
分析:高校教师收入差距从何而来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经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王教授称，高校教授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制度性工资、校内外津贴制度、政府的特别津贴、社会和市场对教研的需求、学科间的差异、教师间的学术地位不同、参与市场意识的不同、出国机会有别、权力或灰色收入等。
就拿政府的特别津贴来说，我国高校现有的特别津贴获得者情况如下：
“长江学者”8人，年津贴10万元；“跨世纪人才”17人，年津贴6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8人，每人得经费20万元，单位配套20万元，资助3~4年，个人可提成；“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9人，年津贴6万元，资助3~4年；“省级特别津贴教授”5人，年津贴10万元；“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基金”获得者2人，文科每人5万元/年，理科每人10万元/年，可部分作为津贴。
另外，由于社会和市场对教研的需求差异，也将不同高校教师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某些教师由于其所从事的专业之故，在业余时间给MBA班学生授课，每天至少能得到讲课费1000元，每年所得讲课费可达数万元。有人因此所得收入可达数十万元，家庭存款不止百万元。
什么样的收入算是“高收入”？“现在很难对高收入者制定一个明确标准。事实上，想摸清高收入者的准确收入并课税，比人们想象的要难得多。”财政部科学研究所税收室主任孙钢说。但如果一定要从技术上划定，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才能称之为高收入者。
“如果按照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可以说80%以上的高校教师不可能成为高收入者。”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青年教师夏侯君说，“要知道，高校教师当中，青年教师是占大多数的。”
但有另一种观点直指夏侯君的观点：“现在高校老师能够看得见的收入，其实只是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要不然，就凭借他们账面上的收入，可以买那么好的房子，养那么好的车子？”
事实上，无论是反对还是赞成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者，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已。用中山大学税收与理财研究中心主任杨卫华的话来说：“高收入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不过，作为高级知识分子，高校教师这个整体是应该成为高收入群体的，这对一个成熟社会是非常重要的。”策划/窦丰昌文/记者苗晨波、刘志华
澄清：真正高收入的教师不到5%
广州省政协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教授告诉记者：“高校教师当中真正的高收入者占高校教师的比例不到5%。”
刘焕彬表示，他不知道国家税务总局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界定高收入行业和高收入个人的。但是，如果依据他以前了解到的标准（年收入在12万元以上）来看的话，华南理工大学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当中，真正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占全校在职教师的比例可以肯定还不到2%。即使是把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收入的人算在内，他估计最高的比例也不到5%。而华南理工大学的教师工资水平以及对外活动能力在国内高校当中，还算是比较好的。
所以，刘焕彬对于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个人的做法表示异议：首先，从他掌握的情况来看，目前广州高校教师的收入平均水平，应该是与公务员一样或者稍微高一点；其次，教师的收入比公务员高一点，对于高校吸引人才是非常有利的。而如果这一点都不能保证的话，对于保证高校教师队伍，提高高校教学质量是不利的。
而广州省政协委员、广州大学党委书记陈万鹏则表示：“将高校中高收入教师纳入监管也是应该的。”
他表示不能接受国家税务总局将高校教师界定为高收入个人。就拿广州大学来说，全校在职教师大约2400名，真正属于高收入者的，应该在100人左右，也就是说，这个比例还不到5%。广州大学教师目前的月工资平均在4000元左右，如果将这部分教师也界定为高收入个人，他认为是说不过去的。但他赞同国家税务部门将少数高收入教师纳入监管。
分析:高校教师收入差距从何而来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王处辉教授曾经对高校教师的收入进行过细致的调查研究。王教授称，高校教授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制度性工资、校内外津贴制度、政府的特别津贴、社会和市场对教研的需求、学科间的差异、教师间的学术地位不同、参与市场意识的不同、出国机会有别、权力或灰色收入等。
就拿政府的特别津贴来说，我国高校现有的特别津贴获得者情况如下：
“长江学者”8人，年津贴10万元；“跨世纪人才”17人，年津贴6万元；“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8人，每人得经费20万元，单位配套20万元，资助3~4年，个人可提成；“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9人，年津贴6万元，资助3~4年；“省级特别津贴教授”5人，年津贴10万元；“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资助基金”获得者2人，文科每人5万元/年，理科每人10万元/年，可部分作为津贴。
另外，由于社会和市场对教研的需求差异，也将不同高校教师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如某些教师由于其所从事的专业之故，在业余时间给MBA班学生授课，每天至少能得到讲课费1000元，每年所得讲课费可达数万元。有人因此所得收入可达数十万元，家庭存款不止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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